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曾将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改为植树节，这一节日既是纪念孙中山的重要时间符号，又是动员民众、宣传孙中山崇拜及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时间载体。

　　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曾将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改为植树节，这一节日既是纪念孙中山的重要时间符号，又是动员民众、宣传孙中山崇拜及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时间载体。目前除少数介绍植树节来源的文章及概述某一地区植树节与造林运动状况的论文外，对于植树节本身的节日内涵及政治功能的学术研究基本还处于空白状态。因此，本文力图从植树节仪式与植树造林宣传活动入手，考察如何透过植树节进行民众动员、推广孙中山崇拜并传输意识形态，进而探讨对民众的宣传动员与控制方式，以深化统治权力技术的研究。

　　在时间的社会建构中，纪念日和节日是一项重要内容，它是人类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一种对事件或人物进行记忆的时间符号。就人类发展史而言，每个族群、民族、国家或某一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时间符号，它凝聚着特定的文化或政治内涵，成为族群、民族、国家或地区认同的重要标识。时间符号在国家社会文化建构中具备极其重大功能，甚至成为国家传输意识形态的重要媒介。著名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研究法国国庆节作为时间符号被政治化建构的过程及其在国家认同中的功能。政治学家利普塞特则强调个人纪念日是政治象征建构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构成全民共同的政治象征、促进全民对政治的认同具有非消极作用，如美国崇拜华盛顿的全国性仪式及假日就是典型的例子。事实上，中国在推广人物崇拜时形成共同文化的历史更为悠久，孔子等人的诞辰纪念日就是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时间符号。总之，在人类历史上，纪念日是人们形成群体认同与集体记忆不可或缺的载体。

　　中华民国成立后，确定了“双十节”等纪念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强化意识形态的日常化建构，设置革命系列纪念日，其中最多的就是孙中山纪念日，它由一组时间序列符号构成。一般而言，某一时间被确定为时间符号，是根据这一时间所承载的特定意义，将这一时间与某个突出的事件联系在一起，从而让抽象而又平常的时间具体化、神圣化，通过年度周期仪式实现社会时间的节奏安排，并通过表述特定的观念而达至普通民众对象征符号的接受，从而营造权力格局和国家认同。孙中山逝世后，就根据孙中山的出生、逝世以及一生中经历的重大事件，制定了诞辰日、逝世日、蒙难日、起义日、就职日等一系列时间序列符号，从而使孙中山成为中国拥有最多时间符号的历史人物。但是，并不满足于每个纪念日都只呈现一种形式，而要对其进行再“制作”，让每个纪念日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使民众在纪念日活动中形成深刻记忆，达到纪念孙中山、宣传意识形态的目的。植树节就是为推广孙中山崇拜而塑造的特殊纪念日，它将植树与纪念融为一体，既有效地推动了全国植树造林运动，又在植树实践中推广了孙中山崇拜。

　　将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定为植树节，主要因为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倡导植树造林的政治家。1893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提出“急兴农学，讲求树畜”，以强国家。1915年，孙中山提议以每年的清明为我国的植树节，同年7月北洋政府正式规定清明节为中国的植树节。以后孙中山又反复强调植树造林的重要意义。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演讲“”时再次指出：“防止水灾与旱灾的根本方法，都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因此，植树造林就是贯彻总理遗教，就是建设国家，这是将纪念孙中山转为政治实践，具有重大意义。正如 1928年何香凝所指出的：“我们在此地所种的树木，将来要接受大地的培育蔚成森林，好比我们同志接受总理及遗教来造成簇新良好的中华民国一样。”

　　中国自古有宅旁村边植树习俗，更在庙宇祠堂栽樟、柏，坟茔墓地植松、柏以示郑重纪念，植树纪念逝者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早在《周礼·冢人疏》中就有详细记载。尽管植树节是从西方引进，但对于中国人而言，植树具有象征生命延续之意更多地源于传统。当时人对植树纪念孙中山就是这样认识的：“凡物之可以纪念，则务须求永久而不易消灭者为上”，但没有生命力的事物虽可为永久纪念品，却因其无生命而枯燥无味，不如有生命力的生物，而“生物中之寿命较长者”则只有树木，“其年龄最高者达六千余年，而仍能维持其生命”，而且“人去树存，睹树思人，而人亦垂留于千载后世”。当人们看到“路树青葱”，自然会想到受到的荫泽，因此，植树可以使“总理虽死，总理之精神当永久留存于千载后世之市民脑海中矣”。将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改为植树节，其重要的意义即在此。从中央到地方，植树节宣传中都有“孙中山精神不死”、“总理虽死犹生，总理的精神不死，浩气长存！”“要想总理精神不死，我们肯定要让树活！”等标语或口号。1929年3月12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农工商周刊·植树特刊》的首篇文章即为《孙总理精神不死》。上海各界举行公祭典礼时，横幅为“总理精神不死”，而植树典礼会场的横幅则为“十年树木增长滋荣，总理精神万古不朽”。精神不死与树木常青紧密相连，这是中国传统纪念形式的延续，是对传统资源的征用，它使植树节具有强化纪念孙中山的象征功能。

　　1928年3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总理逝世纪念日各地举行植树活动，以提倡植树造林。次日，中央通电各省政府：“本党秉承遗志，努力为革命的建设，当此海宇将清，国基大定，益切追念国父之诚……每岁三月十二日，全国各地一致举行植树典礼，以为全国造中山林之提倡，务期蔚成大观，昭布无极。”1929年国民政府正式颁布《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各省植树暂行条例》，规定“各省应于每年三月十二日总理逝世纪念日举行植树式及造林运动，以资唤起民众注意林业”。条例规定“举行植树式时各机关长官职员各学校师生及地方各团体民众均应一律参加躬亲栽植”，所需经费由各级政府承担。与此同时，中央宣传部颁布《造林运动宣传纲要》，规定各地须向民众广泛宣传造林运动意义、利益与常识，散发宣传标语。1930年2月，国民政府又下令，自3月9至15日一周间为“造林运动宣传周”。轰轰烈烈的植树仪式与造林运动在全国广泛开展。孙中山逝世纪念日与植树节合为一体，新植树节诞生了。这既解决了南方在清明植树太晚的问题，又继承了总理遗教中植树造林、改造国家的思想，实现了推广孙中山崇拜的目的。此后，国民政府即以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的3月12日为植树节，全称为 “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

　　纪念日等象征符号一般通过仪式过程才能得到生动呈现与充分展示，经过仪式及其他附属形式的宣传，并通过社会成员的记忆而得到传播。仪式是象征性的、表演性的一整套行为方式，这类活动经常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过渡（社会类别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涂尔干在研究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时指出，“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健康状态。”仪式对于营造纪念孙中山的场域、推动实践发挥了重要功能。这一功能在纪念仪式中的体现尤为明显，因为纪念仪式是在特定时间对某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通过在一个神圣场地的操练而完成，仪式过程其实就是营造了一个使参与者自我反省还可以与“他者”开展 “对话”的空间，符号象征的社会功能得以发挥。纪念仪式可以使人们在仪式活动中达成共同的观念认同，通过“纪念”形成共同的集体记忆。因此，从仪式的维度考察植树节，可以更深入更透彻地了解、蒋介石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的目的与手段。

　　1928年3月12日，国民政府举行首届植树仪式，虽尚未确立是日为植树节，但植树典礼隆重而庄严。要员与南京各界代表数万人齐至尚未竣工的中山陵谒陵，然后至中山林举行植树典礼，恭读总理遗嘱后，由主席报告，各代表致词。李烈钧代表国民政府致辞，称植树之意义是为奉行总理遗教，既可纪念总理，又可勉励同志，开辟富源，利国利民。词毕，唱纪念歌，蒋介石等政要参加典礼并亲手植树。同日，全国各地举行植树仪式。

　　自1929年3月12日始，上自中央下至全国各地，均严格按照一定程序举行植树仪式，基本程序如下：一、奏乐；二、全体肃立；三、向旗及总理遗像行致敬礼；四、主席恭读总理遗嘱；五、静默三分钟；六、主席报告开会宗旨；七、演说；八、唱植树歌；九、呼口号、十、摄影；十一、散会。

　　植树仪式实际上就是纪念孙中山、宣传的意识形态表达，参与者能够在仪式中对孙中山精神产生强烈共鸣，由此产生“全场悲壮热烈”之效。植树实践则是植树仪式的继 续与延伸，一般在植树仪式结束后会举行，沿路进行纪念孙中山与号召植树的宣传，再至植树点植树。所以，有的标语称“植树是追思总理最好的纪念品”，这是对植树节纪念功能的充分认识。

　　抗战前每年3月12日，政要均到中山陵谒陵植树，以推广宣传，同时当时的主要传媒均进行报道。1929年植树节，中山陵主体建筑已全部竣工，是年在陵墓前举行的植树仪式更加庄严。蒋介石等要员均亲临，各界代表逾3万人，在陵前空地遍植松柏等树，中山陵更为庄严肃穆，纪念孙中山的象征功能更为显著。每年植树节，各省市县均举行纪念典礼，并写入各地建设规划之中。如广东省森林局1930年上半年建设规划中，明确规定“在总理纪念植树式前联合各界举行造林运动”，而后“依照国民政府颁布订定日举行”总理纪念植树式。各地还将植树报告、宣传资料及影片报呈中央。《实业部公报》刊登有各省报送植树式与造林运动报告书。甚至在火车站也举行植树典礼，如1936年3月12日，京沪沪杭甬铁路局会同特别党部在上海西站举行纪念仪式及植树典礼，站内交悬旗、总理遗像，并供设鲜花及花圈等，“站外月台上亦有标语等张挂，以资宣传”。由此，经过上海的旅客也都有机会感受植树仪式。

　　抗战爆发后，除沦陷区外，在各地方仍然组织举行植树典礼。1939年，中央与国民政府联合举行纪念会与造林运动大会，行政院长居正报告《纪念总理要坚持抗战》，孔祥熙等政要参加植树典礼。同日，昆明、兰州、成都、贵阳、长沙、南昌均举行植树典礼，特别是西安， “仪式隆重，情绪悲壮肃穆”，激发起人们的抗战激情，会后各界至城乡植树。抗战时期的孙中山逝世纪念与植树典礼更突出抗战救国的意义。林森在1943年植树节训词中强调树木的意义，更强调树人的教育意义，认为这是民族图存、抗战建国的基础，蒋介石也在植树典礼训词中表示“植树造林，为国家建设之要务”，一定要秉承“国父遗教”，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

　　抗战胜利后台湾也被纳入孙中山纪念体系，1946年3月12日，首届植树节与国父逝世纪念合并举办，大会场设于台北市中山堂。此后每年如此，各报纸发行纪念特刊，甚至利用飞机散发传单。台北以外的各县市也在当日举办植树节大会，重要乡镇亦比照办理。战后虽然在大陆忙于内战，但各地孙中山逝世纪念暨植树仪式照旧举行。1947年3月12日是国民政府还都后的第一个植树节，南京举行了隆重的植树节典礼。1948年3月12日，全国各地继续举行植树纪念，南京各界冒雨参加。江苏徐州市各界在中山堂举行纪念会，发布告民众书，当地报纸《徐报》发表社论，题为《戡乱建国，树木树人——完成国父革命事业》，镇江、江宁、宜兴等地也举行植树仪式并广泛动员民众参与植树。1949年3月12日是在大陆执政的最后一个植树节，虽然政权已经摇摇欲坠，但首都纪念典礼依然如前，只是规模略小。

　　总体而言，各地都在每年3月12日举行纪念仪式与植树典礼，但也有的地方因气候寒冷及干旱等原因改期。如绥远“因气候原因，植树式改为谷雨举行”。辽宁则将造林运动宣传周延迟至每年清明节开始。有的地区更晚，如云南泸西、蒙自、建水等县将植树节移到6月22日，虽然不是在孙中山逝世纪念日举行，但纪念孙中山逝世的仪式照旧举行。从这一点能够准确的看出，在人们心目中植树节与孙中山逝世纪念已经完全融为一体，不可分割。但是，3月12日是一个神圣的纪念日，纪念孙中山植树典礼必须在这一天举行，因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典礼，业经国府明令规定，全国均应于三月十二同日举行，不得歧异”，各地可以因气候等特殊因素而变更植树时间，但植树仪式则必须于3月12日举行。1936年北平市政府擅自于4月5日举行植树典礼并进行植树，受到中央批评，规定今后依旧于3月12日举行孙中山纪念植树典礼。可见，3月12日纪念孙中山的植树仪式是神圣不可动摇的。当然，擅自更改植树典礼时间的地区只是少数，一般各级政府均严格遵守这一时间规范，而且一些地方为突出纪念孙中山的功能，更是特地将植树仪式安排在有中山符号的空间场所举行，进一步突出了植树与纪念孙中山紧密相连的内在逻辑。

　　植树与纪念孙中山是密不可分的政治任务，植树节与孙中山一样成为对内实行有效统治的合法性象征资源。植树仪式与其他孙中山纪念仪式相比，虽然在程序上基本相同，但更具有开放性特征。植树仪式的街头性特征，使孙中山纪念仪式场域得到拓展，能吸引更多的人观看，参与者往往超过其原来预定人数。而且，植树节的意义又超越单纯纪念孙中山的意义，更具有实践特征，可以更深入地传达纪念孙中山符号的信息。这一整套仪式将的融于其中，民众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涵化。

　　1928年后，全国各级政府均举行隆重的植树节纪念仪式与植树活动，并发动学生走进城乡，扩大宣传，进行全面的政治动员。

　　1928年3月12日，江苏省淮阴县各界2万余人举行总理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并举行植树典礼，各机关皆停止办公，商界停止营业。苏州各机关团体及男女民众约1.5万人举行纪念大会，鸣礼炮33响，行礼如仪，政要演讲，散会后至公园举行植树典礼。下午学生会组织演讲队，分赴城厢各处演讲。扬州举行植树典礼，教育局分发自制《中山主义要览》、小标语100种及纪念告民众白话文等。山东省按照中央规定布置会场举行植树典礼，并编印各种造林浅说和标语散发给民众，共有2万多人参加典礼，植树3万余株。浙江及其他省份同样如此。

　　在政府组织的同时，学校充当了宣传动员者的重要角色。中央大学农学院每年参与植树节宣传，“既系纪念总理，又为促进造林运动”，组织小分队分赴城乡广泛宣传。教会大学也积极投入到植树节宣传运动之中。1928年，金陵大学学生演讲队分别至南京市城郊演讲，分发农林新报数万张纪念孙中山植树增刊，“意在使民众认识。纪念孙先生须要继孙先生未竟之志。以实现新中国之再造。听者甚形踊跃”。

　　植树节已经成为广泛动员、影响民众的重要时间符号，并被编入日历。陈果夫所编《中华民国生活历》不仅列出植树节，并将宣传办法记载其中：“地方长官领导各机关职员，地方民众，植树郊外。……唱造林歌及国父逝世纪念歌。是日前后一星期，为造林运动宣传周。公映造林教育电影。”可见，极为重视植树节，并注重宣传手段的多样化，试图将孙中山纪念符号“嵌入”民众的日常生活。

　　如果说上述资料尚不能充分说明对底层民众的动员实况，那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 “1933年安徽省全省植树节报告书”全宗，则为本文分析基层社会中植树节纪念孙中山的宣传方式与社会动员绩效提供了详尽的文本（见表1）。

　　从报告书看，安徽各县均在3月12日举行隆重的孙中山逝世纪念仪式与植树式，并动员社会各界数千人参与植树造林。孙中山逝世纪念与植树活动基本上是当地规模最大的群众运动之一。除表中所列直接参与者外，其实受宣传鼓动影响的还有众多的旁观者，即使他们缺乏政治热情，但在隆重的气氛中已经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孙中山”给予他们以深刻的符码印象，这是造成集体记忆的重要基础。

　　在安徽各地散发的《告民众书》与植树宣传品中，竭力宣传孙中山崇拜，并时刻注意宣传党化意识形态与政策，促使民众在无意识状态下接受其政策与实践导向，进而认同。几乎每个县的标语口号中都有“万岁！”“万岁！”同时，在推销孙中山形象时也在努力推行国家认同，这成为孙中山崇拜运动的另一宏大主题。一般各县均有“秉承总理遗志，实现造林救国！”“中华民国万岁！”等标语。1933年之后，日本侵华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植树宣传中出现反对侵略的标语与口号，如五河县的口号有：“誓复东北失地，湔雪国耻！”“纪念总理忌辰，要和平奋斗救中国！”歙县则有“纪念总理要一致拥护中央抵御日本！”涡阳县则宣传只有奉行总理遗教，“方不愧为中华民国的国民”。在植树造林运动中，国家认同、民族主义精神及孙中山崇拜始终贯穿其中。

　　在识字率较低的基层社会，漫画是向民众传输意识形态符号与价值最为直观有效的宣传形式。民国时期，漫画是基层宣传的重要形式之一，各种报纸在宣传孙中山崇拜、植树造林时也广泛使用漫画，安徽寿县民众画报出版的纪念孙中山逝世专号，最具代表性（见下页图1）：

　　画报正中间开宗明义的标语为“造林事业成功万岁！”“勿忘国难！”而在右上图，纪念总理逝世就是“要切实奉行”，最终是为了实现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理想，纪念孙中山就要“实行造林工作”，纪念与植树结合起来，二者不可分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人”就是提高民族素质、塑造新型国民，体现在宣传画中“树人”就是指“普及教育、勤学、尚武、合群、御侮”，显然，树人工程与造林工程都是为拯救国家，这就是这份画报的主旨：“纪念总理逝世，要唤起民众一致团结，誓雪国耻！”倡导的民族主义精神昭然若揭。从寿县的宣传画中可以看出，植树节在基层社会的政治动员功能得到充分运用，而且画报采用最为直观的表达方式，通俗易懂，对基层民众无疑具有较好的宣传动员作用。

　　安徽纪念孙中山逝世的纪念仪式均极其隆重，不少县在仪式中鸣放礼炮，烘托仪式气氛，以吸引更加多民众参与。为进一步发挥作用，有些县自行创作并印制植树歌曲散发并教唱，以增强感染力与社会动员效果。如太湖县有《植树歌》，歌词中有：“纪念总理，遗教是从，……开发中华天府之雄”，而铜陵县的《造林运动歌》教，共同植树，纪念千万年！”且曲调源自著名古曲《苏武牧羊》，既有悲壮之音，又能激发民众植树造林、纪念孙中山、奋起抗日的斗志。

　　就民众反应而言，安徽省植树节纪念活动中散发的宣传品“颇能引起民众之兴趣”。有些县的活动中，演讲造林意义与反日宣传并举，“听众拥挤异常，均为之感动”。地方民众对于这样的宣传“有相当的认识”，因此，造林时民众自发参加者不少。安徽省植树活动显示，取得了植树节预设的成效。

　　安徽的植树节政治动员并非个案，事实上统治区域大多如此。江苏省在各县《造林运动办法大纲》中明确规定多种宣传方式：一为“文字宣传，编印标语、传单、小册三种，以浅显文字及图画表之”；二为“口头宣传，分为大会上演讲、城乡演讲、化装演讲三种，藉以唤起人民爱林观念”。除上述宣传方式以外，有的地方还利用广播进行宣传。民国时期广播慢慢的变成了重要的传媒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对广播的宣传意识形态功能有着充分认识。福建省政府就利用广播进行宣传，发表《民众对于植树节应有的认识》，强调“现在政府把植树节定在这天——总理逝世纪念日——举行，是遵行总理的遗教，是很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一个节日”，“它并不像什么端午节和仲秋那一类的节日，它有发展我国富源的力量”，国人要“年年栽树，寸土不废，使其成林，然后用之不竭，取之无穷”。

　　国民政府不仅让成年人参与纪念孙中山与植树造林，而且要让儿童也对孙中山产生崇敬景仰之情，培养其植树造林、建设国家的观念。教育部审定的小学《社会课本》（董文编《社会课本》第2册第6课，世界书局1933年初版、1935年第57版）中就有形象生动地向儿童宣传孙中山纪念仪式与植树节实践的课文（见图2）。而民国时期发行量最大的儿童杂志《小朋友》，每年都会刊登介绍植树节的文章，如 1935-1937年分别刊登《介绍植树节》、故事画《兔家庭的植树节》和 《植树节》。由此可见，植树节宣传与社会动员是极其广泛的，并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得到民间的配合，植树节与孙中山符号渗透至社会各个层面。

　　全国各地基本都按规定举行孙中山纪念仪式，政府无偿发放树苗，供社会各界及民众种植。因冯玉祥极其崇敬孙中山，其控制的河南省最重视宣传，省政府将植树造林作为重要工作来抓， “考核成绩，以资鼓励”。由于植树造林对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即使对纪念孙中山并不十分热心的阎锡山也热情参加推广。1929年，山西各界在太原城外林业试验场举行纪念典礼及植树式。后山西省不仅每年举行总理逝世纪念典礼，而且大力宣传植树造林，制定《男丁造林义务服务办法》、《训练人民造林工作》，并“编印简明造林知识、与播种工作方法，普及各县各村”。

　　不少地区的植树节成为充分动员社会民众进行孙中山崇拜的重要时间场域。基层最大规模的活动之一是江苏省宜兴县的植树式，共有35600人参加，其中农民就有9600人。植树节宣传已经深入到全国各个地区。甘肃省固原县将每年3月12日植树“列入县政中心工作”，至1943年止，“沿公路两旁，均多成活，接林成面”。贵州威宁是彝族、回族和苗族共同聚居县，在该地区的宣传动员也极为普及，每年3月12日，县政府均发动学生、公教人员举行纪念仪式与植树活动。僻居高原、且为回族与土族聚居地的青海省大通县，自1929年起每年举行植树节仪式与植树活动。各省在动员方式上，也与安徽的做法相似，采取多种宣传手段，以达到充分动员、广泛影响之效，如广东省连山县1938年3月12-18日举行植树造林宣传活动周，动员全民造林并纪念孙中山。的政治动员是相当深入的，连儿童也都被动员加入到植树造林运动中。山东省教育厅规定各地教育部门“督导各地方组织儿童造林队”。

　　这些宣传鼓动对于植树造林运动有积极而广泛的影响，促使民众在植树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并接受孙中山思想。生活在民国时期的人们都能清晰地回忆起纪念孙中山的植树节。河南省登封县的回忆者忆述：“我县每年逢植树节前后几天，由县长带领着县立师范、嵩阳小学、振坤女小及教职员，齐集一起植树造林。”据笔者对65岁以上的老人所做的调查，尽管仅生活于民国最后十年，且年龄都较小，但曾上学者一般都清晰地记得参加植树式与植树的经历。

　　在全国纪念孙中山、大兴植树造林运动的同时，为突出植树节纪念孙中山的功能，特别将植树节期间所造林称为“中山林”或“中山纪念林”、“总理纪念林”，这是将时空结合，促使时间维度中的孙中山纪念活动再空间化，以达到广泛宣传之目的。由此，全国各地出现了众多的中山纪念林，不少成为当地的重要林地甚至是著名风景区。

　　早在1925年4月，北京各学术团体就开始“组织种种永久纪念”，于清明旧植树节开始建造中山林，并希望每年如此，逐渐推广，以“成为伟大之森林”。与此同时，广东大学农科学院在该院“栽植中山纪念林”，省署特发出布告进行保护。这是栽植中山纪念林的最早倡议与行动。1927年3月，广东省提出将“党林”作为孙中山逝世纪念林。这些建议与实践，促使国民政府将建造中山纪念林纳入植树节活动系列，拓展时间坐标中植树节的空间意义。

　　1928年3月12日，国民政府将中山陵附近所植树林正式命名为“中山林”。次年，中执会规定各地“以所植之林辟为中山纪念林”。由此，中山纪念林正式成为全国许多地方植树节造林的专用名称，纪念孙中山的意义更为凸显。江苏省溧阳县自1929年起即于植树节营造中山纪念林，由每年造中山林820亩增至1931年的4000亩。1934年，江苏省特别颁发《总理逝世纪念举行植树式及营造中山纪念林办法》，通令61个县遵照执行。1936年植树节，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亲自到城外中山纪念林参加植树并发表演讲。由于各级政府均极为重视，有的县每个区都有中山纪念林。如安徽省旌德县“各区民众，为纪念总理，均有中山纪念林之设立。”河南省阳武县每年营造中山纪念林，“每人手植一株，以资纪念”。甘肃省灵台县自1929年起营造中山林，以后每年扩充。在有些地区，中山纪念林规模较大，直接建成林场，如重庆建有中山纪念林场，广东省连山县建有中山林场。中山纪念林或中山林在民国时期成为众多植树造林区最为普及的名称，少数地方则将所植纪念林命名为“总理纪念林”。福建省普遍称中山纪念林为总理纪念林，如闽侯、福清、平潭、顺昌、平和、上杭、清流、永安、永定、浦城、松溪、建瓯等县均称总理纪念林。

　　中山纪念林在许多地方已经不是一处而是多处，如河南省上蔡县每年植树节全县机关学校军士营造中山纪念林，“计城西一处，五岳庙一处，东城濠处沿一处，城南门外偏西一处，城西门外一处，城东北隅一处……共植树一万株，均已成林。”浙江许多县也是如此，黄岩县的中山纪念林达13处之多。中山纪念林的普及，对于人们形成中山符号的印象应该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对于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农民，没有城镇中的中山路、中山纪念堂与中山公园，中山纪念林就成为他们了解孙中山符号的重要空间。民国时期全国各地出现众多中山纪念林，笔者就所见资料做了初步统计（见表2）。

　　资料来源：根据民国时期档案、报刊、地方志、当代方志、各地文史资料、回忆录等整理。湖北与广西两省为孙中山纪念物遗存较多的省份，如中山公园、孙中山铜像、中山纪念堂、中山路、中山民众学校等遍及城镇，但笔者查阅了民国时期出版的《湖北年鉴》第一回、《湖北建设最近概况》、《大中华湖北地理志》、《湖北省统计年鉴》、《广西年鉴》第一回、第二回、《广西省施政记录》、《中国建设与广西建设》、《广西县政》及各县地方志，除武汉外，没找到中山纪念林资料，这一现象有待进一步研究。

　　为进一步突出纪念林的功能，一些地方政府在中山纪念林旁还建塔立碑，如江苏镇江，浙江平湖、杭州，福建连江等地都建有中山纪念林塔或中山纪念林碑，甚至当时即被作为地方建筑载入地方志中，如1929年浙江省分水县建有中山纪念林碑，民国时的《续分水县志》就予以记载。浙江省玉环县自1926年起建造中山林，并建有中山林纪念亭，亭外两旁对联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亭前建有中山林纪念碑。笔者当地考验查证了江苏镇江中山纪念林碑，该碑立于该市北固山中峰，为1930年植树节建造。塔高3.56米，塔基为大理石、混凝土结构，塔身上刻有“中山纪念林”五个大字，在塔座四面嵌有大型石碑，上书孙中山关于植树造林的遗训。而长沙中山纪念林碑同样刻有植树造林“总理遗训”。这些纪念林碑、塔进一步强化了植树节永久纪念孙中山、宣传植树造林的政治功能。更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中央一直反对用传统修庙建祠的方式纪念孙中山，但仍有地方计划在中山纪念林建中山祠。安徽省宁国县就在营造中山林的同时，计划在林内建中山祠，因当时资金匮乏，先建成一座中山亭，建庙计划则列入省政府建设厅报告。

　　由于中山林是为纪念孙中山而营造，因此，这一空间符号与“孙中山”一样具有民族主义象征意义。兰州中山林区在抗战爆发后增建忠烈祠，内供著名抗日将领张自忠、佟麟阁和甘肃籍阵亡将士4382人的灵牌，每年清明，驻兰政府机关及学校师生均前往祭吊。祠后空地，塑有汉奸汪精卫及陈璧君反剪双手跪像。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3日，甘肃省又选择在中山林举行庆祝大会，以告慰孙中山在天之灵。中山纪念林在全国各地的出现，折射出推行总理遗教、实现孙中山森林救国的实践卓有成效。同时，它使力图铸就的中山精神不死在空间上获得了充分的展示，植树节在孙中山崇拜运动中的象征意义不仅在时间上得到了延伸，而且在空间维度上获得了拓展。这种时间、空间与实践的复合运作，将宣传意识形态的权力技术运用到极致，民众在这样多重复合的强势符号传输中，或多或少地被意识形态化。可以说，中山纪念林是从空间上进一步强化时间的纪念功能，二者构成的特定时空为推行孙中山崇拜提供了纪念场域。

　　纪念日时间符号一般都隐含着特殊的意义，南京政府时期的植树节是由孙中山逝世纪念日转化而来，因此，它与一般意义的植树节有着本质区别。如此设立的目的，是使孙中山纪念活动由抽象的纪念转为具有物化象征的实践活动，在全国推广，成为动员民众广泛参与的纪念孙中山、传输意识形态的重要管道。

　　民国时期全国各级政府均重视植树节，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党部均认真筹备，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宣传鼓动。因此，植树节掀起的是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普及性纪念活动，许多地方荒山披上了绿荫，造林成就突出。湖南省南县在国民政府推广植树节后发生了巨大变化。1928年，湖南南县所植树木甚少，“求其满目葱郁，一片青青，则遍觅全县莫之”，但到 1949年，全县计有树木51种，约170万株。就全国而言，1948年国民政府农林部有过总结：“历年植树节之造林运动，亦为我们国家发展林业重要方法之一，盖由于大会之宣传推动，诚可藉以养成人民自动造林之风气，俾收全国造林之速效，实含普及生产教育之意义。”植树节的设立推动了全国的造林运动。

　　当然，在一个现代体制并未健全的国度，政策的预设效果与实践绩效之间有较大差距，而中华民国是“”体制，既具有推行纪念孙中山政治实践有利的一面，又有官员基于政治考虑而于推广植树不利的一面，由此导致植树造林更多地成为一项纪念孙中山的政治任务。许多地方政府只重植树纪念仪式与政治动员，而对栽种后的树苗缺乏管理，植树成活率较低。据一些参与植树典礼者称，“典礼日之植树，完全无经营保护计划；植树后，绝不过问，一任其荣枯。质言之，植树完全是一种仪式，恰如有清一代郊祭焉”；“历年以来，各县市之植树式，只见仪式之敷衍，未收植树之实效……名为植树，实则杀树”。当年邓拓也曾尖锐批评“把造林运动列为七项运动之一。看起来像很注意，但成绩很小”，因为注重植树节的政治功能，植树后不事保护，成活率较低，“表面上虽然连年植树，但树木的数目，并不见得有多少增加”。1949年统治期内最后一个植树节，湖南《桃源民报》载文坦陈：“植树节规定以来，迄今已历三十余年。而实际总是纪念植树节是一回事，植树造林又是一回事，二者判若两途，大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势。” 由此可见，相对各级政府更重视植树节仪式及其政治动员功能。

　　3月12日植树节不同于北洋时期单纯倡导植树造林的清明植树节，它是植树与纪念孙中山、宣传意识形态相结合的产物，是仪式与实践共同构成的象征符号。当抽象的符号与具体的实践活动相结合时，符号对人的影响更为具体而深刻，“中山精神”在植树节中得到了传承。植树节不仅使孙中山纪念活动与实践相结合，同时使植树造林运动具有了政治意涵，全国各地方政府将植树运动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使植树造林取得了一定成效。就这一意义而言，不仅孙中山的理想与规划获得实现，而且也使孙中山崇拜运动具有了积极的意义。正如著名政治象征符号研究专家DavidKertzer曾经指出，权力一定要通过象征形式而得以表现，仪式实践是传播这些政治神话的主要方式。仪式不仅从认知上影响人们对政治现实的定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情感影响力。统治者努力设计和利用仪式动员民众的情感以支持合法性，并激发群众对其政策的热情。设立植树节的目的是通过植树仪式与植树实践，将孙中山精神与树木的生命特性相结合，并赋予植树运动继承、弘扬总理遗教的政治象征意义，让人们在实践中形成对孙中山的集体记忆，接受意识形态教化。

　　总之，创立新植树节并在全国推广，其目的不仅是宣传植树造林，而且更是试图通过植树节实践宣传孙中山崇拜与党化意识形态，进而谋求民众在无意识状态下的自觉合作，最终实现的政治统治。就植树节仪式实践而言，已经懂得利用纪念日来塑造孙中山形象，并通过纪念活动将孙中山形象传入民间，较之王朝国家僵硬的统治方式及低下的统治效能，显然已经是一大进步，在政治统治技术上体现出娴熟、隐蔽的特征。植树节在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功能，特别是植树实践与意识形态宣传相结合，比单纯向总理遗像默哀、恭读总理遗嘱等纪念形式更具有现实意义，从而得到民众的拥护，植树造林成为全国性运动，而孙中山符号也在植树造林运动中得到普遍传播。正因为如此，植树节与孙中山精神融为一体，共同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遗产。

　　原文刊载于《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注释从略。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